【每日新书】《心安即是归处》|了解国学大师季羡林对人生的感悟

《心安即是归处》旨在阐释国学大师季羡林的生命智慧，从谈人生的意义到分别谈读书、处世、行走、当下、孤独、生死等跟大家密切相关的生命话题。

核心书摘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是什么？如何才能摆脱诸般苦楚，获得真乐？面对死亡，我们又该如何自处？

当一位年过九十的国学大师，经历了人生的大苦大悲，回首自己的人生的跌宕起伏，他又会给出怎样的答案？

《心安即是归处》是国学大师季羡林的代表作之一，其中，季老先生从读书、处世、行走、当下、孤独、生死等话题，为我们描绘了一位老人对于对于生命的智慧和透彻。

他不认为长寿是福，他认为，“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他们也从来不考虑这样的哲学问题。走运时，手里攥满了钞票，白天两顿美食城，晚上一趟卡拉OK，玩一点小权术，要一点小聪明，甚至恣睢骄横，飞扬跋扈，昏昏沉沉，浑浑噩噩，等到钻入了骨灰盒，也不明白自已为什么活过一生。其中不走运的则穷困潦倒，终日为衣食奔波，愁眉苦险，长呼短叹。即使日子还能过得去的，不愁衣食，能够温饱然也终日忙忙碌碌，被困于名缰，被缚于利索。同样是昏昏沉沉，浑浑噩噩，不知道为什么活过一生。对这样的芸芸众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从何处谈起呢？”

在整本书中，他都在质朴的文字向世人传达一个理念——心安即是生命的归处。

关于作者

季羡林：北京大学唯一终身教授，留下“三辞桂冠”的佳话，国际著名的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教育学家、佛学家、国学家、翻译家等，历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他通透、朴实、纯粹、平淡，却也不失任性。

学什么

1、真实的自己

2、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3、三辞“桂冠”

很多人问，为什么读书是一件好事啊？也许有人认为，这就等于问为什么人要吃饭又幼稚又唐突，因为没有人反对吃饭，也没有人说读书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季羡林老先生认为，凡事必须问一个为什么，事出有因，不应当马马虎虎，等闲视之。

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多的不可胜数。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天下，而有第一。可见张元济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问题是，为什么读书是一件好事呢？也许有人认为啊，这问题提得幼稚而又突兀，这就等于问为什么人要吃饭？但是季老却认为，凡事啊，都必须问一个为什么。现在就谈一谈季羡林老先生个人的认知，谈一谈读书为什么是一件好事。

凡是事情古老的，我们常常总说自盘古开天地，现在啊，咱们还要真从盘古开天地以前谈起，从人类脱离了兽界进入人界开始谈起。人啊，变成了人以后就开始积累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呢，有点儿像滚雪球，越滚越大。也就是越积越多。禽兽似乎没有发现这种本领啊，一只蠢猪1万年以前是这样蠢，到了今天可能还是这样蠢，没有增加什么智慧，人却不一样，不但能够随时增加智慧，而且根据很多人的观察，你看这人增加智慧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犹如物体从空中下坠一般。

到了今天，人类的智慧达到了知识爆炸的水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克隆使全世界的人都大吃一惊，有的人竟忧心忡忡，不知道这种技术发展的于湖底，信耶稣教的人担心将来一旦要真是克隆出来了人，他们的上帝将向何处躲藏？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等。二是书籍。当然是以书籍为主了。在发明文字以前啊，保存智慧要靠记忆，文字发明了以后则使用书籍，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

书籍是储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宝库，后一代的人呢？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啊，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啦。有的时候我常常想啊，人类向前发展，犹如接力赛跑，第一代人跑第一棒，第二代人接过棒来跑第二棒，以至于第三棒、第四棒永远跑下去，永无穷尽。这样，智慧的传承也就永无穷尽了。这样的传承其实主要靠的就是书。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不仅是天下第一好事，而且还是大事。

但话又说回来啊，中国历代都有读书无用论的说法，读书的知识分子，古代统称之为秀才，常常成为被取笑的对象。为什么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呢？这是取笑秀才的无能。这话不无道理。在古代请注意季羡林老先生书中说的，在古代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造反而成功者，几乎都是不识字的。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马上的皇帝，开国英主，刘邦和朱元璋都属于这类的，时人只有慨叹，可惜刘项不读书了，秀才最多也只有成为这一批人的帮忙或者帮闲，帮不上的呢，就只好慨叹儒冠多误身。

但是话还要再说回来，中国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这一批人还是秀才，答案皎如天日，这一批读书无用论的现身说法者，高祖太祖之类，除了镇压人民剥削人民以外，只给后代留下了什么陵之类的，供几天搞搞旅游的人赚钱罢了。总而言之，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在这些人看来啊。开卷有益是一句老生常谈，如果要追溯起源的话，那要追到一位皇帝身上。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的卷六中有这样一段话，叫太宗日阅《太平御览》三卷，因事有阙，暇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矣。

这段话呀，说不定是颂圣之词，不尽可信。然而在季羡林老先生看来，却宁愿信其有，因为这段话宋太宗算是说到点子上了。鲁迅先生有时候说，随便翻翻，我看这意思也差不多。鲁迅先生之所以能博闻强记、博古通今，应该与随便翻翻是有密切联系的。开卷有益的圈指的当然是书了，随便翻翻也指的是书。这书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魅力呢？自从人类创造了语言，发明了文字，抄成和印成了书，书就成了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

人类要生存下去，文化就必须传承下去，因而书也必须要读下去。特别是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中，我们必须及时得到信息，只有这样，人才能潇洒的生活下去，否则将适得其反。

信息是怎样得到呢？看着能得到信息的听，也能得到信息，然而读书仍然是重要的信息源，所以非读书不可。好多人在问啊，你说什么人需要读书呢？在将来人类共同进入大同之域时，人人都一定要而且肯定读书的，以此为乐，而不会以此为苦。在眼前，当然我们还做不到这一步了。如今有个别的所谓的大款也同刘邦和项羽一样是不读书的，认为不读书照样能够发大财。然而，季羡林老先生认为，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相信不久就会改变。已毕业或者尚未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才是我们的希望啊，他们代表着我们的未来，大学生们肩上的担子重，他们是任重而道远，为了人类的继续生存，为了前对得起祖宗，后对得起子孙。大学生们总要读书吧，这已经是天经地义无需争辩的。问题是读什么样的书？自己专业的书当然要读了，这不在话下，自己专业以外的书也应该随便翻翻，知识面越广，得到的信息越多越好。否则，可能就容易变成鼠目寸光的人。鼠目寸光，不但不利于自己专业的探讨，也不利于生存竞争，不利于自己的发展，最终一定会为大时代所抛弃的。

读过了季羡林老先生对读书的价值的判断，接下来我们再来读一读书中的关于灵魂独立不为孤寂的描述。记得曾经在什么地方听过一个笑话，说一个人擅忘，有一天呢，在野外去出恭，任务完成之后呢，却找不到自己的腰带，出了一身汗，好歹找到了，大喜过望，说今天运气真不错，平白无故捡了一条腰带，一转身呢，不小心脚踩到自己刚才拉出的屎堆上，于是勃然大怒，说这是哪一条混账狗在这里拉了一泡屎啊，这本来是一个笑话，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未必会有，但是这人一老啊，真是容易忘事糊涂。

我认识一位著名的画家，本来是并不糊涂的，但是年过八旬以后呢，却慢慢儿的忘事糊涂起来。季羡林老先生和这位画家将近半个世纪以前就认识，他颇能谈得来，而且平常也有很多接触。然而最近几年，每次见面，这画家竟然把季老的尊姓大名都往从眼镜后面流出来的淳朴宽厚的目光落到季老的脸上，其中饱含着疑惑的神情，搞得季老总是得自我介绍，说我是季羡林，是北京大学的。然后那个画家在点头称是，但是没过几分钟，那画家又问说，您是谁呀？季老谨记回答如上。在每次会面中，尽管时间不长，这样尴尬的事件总会出现几次。当时季老心里就想说，老友确实是老了。

就有一年啊，这老哥儿几个先后在香港，其中有一位有名的企业家设盛宴款待嘉宾，香港著名的人物，参加者为数颇多，像饶宗颐、邵逸夫、杨振宁很多先生都在其中，宽敞典雅、雍容华贵的宴会厅里，一时珠光宝气，璀璨生辉。可谓极一时之盛，至于菜肴之精美，服之周到呢，更不在话下了。当时季老就同这位老画家呢，是主宾被安排的主人坐旁，正当觥筹交错，怡性传飞之际，那个老画家突然站起来，转身要走。他大概认为宴会已经结束了，到了该拜拜的时候。众人愕然，唯有他夫人深知内情，赶快起身把他拦住。拉回到座位上，这才避免了一场尴尬的局面。

其实，季老一向对自己的记忆力，特别是形象的记忆有一点儿自信。四五十年前，甚至六七十年前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至今也能记忆犹新。招之即来，显现在眼前，耳旁如见其行如闻其声，移到纸上即可成文章。但是，忘事糊涂就一点儿好处都没有吗？季老认为。记性不好也是有好处的，而且好处很大。自己年纪越来越老了，对于忘的评价却越来越高高到了宗教信仰和哲学思辨的水平。苏东坡的词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他是把悲和欢离合合并体。

然而，古人说，古如意事常八九，这是深有体会之言。悲，总是多于欢，离，总是多于合。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如果造物主如果真有造物主的话，他不赋予人类遗忘的本领，那我宁愿称之为本能。那么，人类在这么悲主离的重压下，还能够活得下去吗？造主这玩意儿。真是非常有意思，可既严肃又友好，既慈悲又残忍。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话其实说到点子上了。人生下来，既能得到一点儿乐趣，又必须忍受大量的痛苦，后者所占的比重要多的多。如果不能忘，或者没有忘这个本能，那么痛苦就会时时刻刻的都新鲜生动，时时刻刻克的像初产生时那样的剧烈残酷的折磨人，这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忍受下去的。然而人能忘，渐渐地，从剧烈到淡漠，再淡漠，再淡漠，终于只剩下一点残痕。有人，特别是诗人，甚至爱抚这一点残痕，写出了动人心魄的诗篇。这样的例子，文学史上还少吗？因此，我们必须得赋予我们人类忘的本能，造化的小儿大唱赞歌，试问世界上哪一个圣人、贤人、哲人、诗人、阔人、猛人，这人那人能有这样的本领？试问，如果人人一点儿都不忘，我们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遗憾的是，我现在尽管在忘这方面已经建立了有季羡林特色的学派，可是自谓在这方面仍是钝根。要想达到我那位老画家朋友的水平，他要做仍需努力。如果想达到我前面说的效果当中的那个野外出恭的人的境界，仍是可望而不可及。但是我并不气馁，我并没有失掉信心，有朝一日我总会达到的。

多少年以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老老实实的朴朴素素的四句陶诗，几乎用不着任何解释，想来一生践行他，无非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而已，没什么奇招，一个人的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是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的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绝不应该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的承认。

季羡林先生的人生信条无非就是真实二字。他在书中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我’，二者的亲密无间，因为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按理说，人对自己的‘我’应该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事实上却不尽然。季羡林先生觉得大部分人是不了解自己的。都是自视过高，这在人类历史上竟成了一个哲学上的大问题。否则，古希腊哲人发出誓子后，要认识你自己，既不成了一句空话。

季先生认为他是认识自己的。换句话说，至少是有点儿自知之明的。他在书中说，他经常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剖析自己，然而结果并不美妙。有的时候总觉得剖析的有点儿过了头。季先生常知道自知之明过了头，有的时候甚至感到自己一无是处。那些文章做个例子吧，专就学术文章而言，纪先生并不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他真正满意的学术论文并不多，反而别人的学术文章，包括一些青年后备的文章在内，她总觉得是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心情？他自己始终没有答案。

再谈文学作品，在中学的时候，虽然季羡林先生的小伙伴们曾经赠予他一个诗人的绰号，实际上呢，他却并没有认真写过诗。至于散文，这是写的，而且已经写了60多年了，加起来也有七八十万字，可是季先生真正满意的却也屈指可数。在另一些方面，别人的散文就真正觉得好啊。也十分有限，可这又是什么原因？老先生到最后也没有找到答案。

在品行的好坏方面，纪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是啊，什么叫好，什么又叫坏呢？老先生常说他自己不通伦理学，没有深邃的理论，只能讲几句大白话。他曾认只为自己着想，只考虑个人利益就是坏，反之，能替别人着想，考虑别人的利益，就是好。为自己着想和为别人着想。如果后者能超过一半，也算是个好人吧，低于一半则是不好的人，低的过多不仅自私，应该算是个坏人了。季老先生也经常拿这个尺度来衡量他自己，他说他只能承认自己算是一个好人，尽管有不少的私心杂念，但是总体看起来呢，考虑别人的利益还是多于一半的。

至于说真话与说谎，这当然也是一个衡量品行的标准。没有人不说谎话，否则则此生很难生存。但是季先生认为人还是要敢于讲真话的，他说自己的真话总是大大的超过谎话。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自己算是一个好人吧。就这样一个自命为好人的人，生活兴趣如何呢？

老先生认为自己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也是兴趣不老少的人。然而，事实上生活了80多年以后，到头来自己都感到自己枯燥乏味，干干巴巴，好像一棵枯树，只有树干和树枝儿，没有一朵鲜花，一片绿叶。自己搞的那些所谓的学问，别人称之为天书，自己写的一些专门的学术著作，别人视之为神秘，年届耄耋。过去也曾经有过一些幻想，像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张，减少一点枯燥，增添一点滋润，在枯枝粗干上，能开出一点儿鲜花，长上一点儿绿叶。后来老了，发现仍然是忙忙碌碌，有时候整天还连轴儿转为他人作嫁衣裳，而且感觉退休无日路穷有期，可叹亦复可笑。

季老认为他的一生同别人差不多，阳关大道，独木小桥该走过跨过的都走了，坎坎坷坷弯弯曲曲，一路走过来，不得不承认运气不错。所得到了成功，所获得了虚名，但自己却觉得都有点儿名不副实。另一方面，他觉得自己的倒霉也有非常人所可得者，因为敢于仗义执言，年轻的时候几乎把命赔上，而皮肉之苦更是永世难忘的。

转眼自己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季老一个人常常会回忆80多年来的历程，总觉得感慨万端。他曾经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安于自己，让自己下一辈子还能转生为人，他是不是还会走今生走的这条路呢？经过了一些思虑。他的答案是，还要走这一条路，带有一个附带条件，让自己的脸皮再厚一点儿，让自己的心再黑一点儿，让自己考虑自己的利益再多一点儿，让自己的自知之明再少一点吧。

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季老的自嘲了，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变化总是难免的，连寿命比较短的人也都无不如此，更何况像季老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记老称舞笔弄墨的人叫做文人。他说，这些所谓的文人，这种变化必然会表现在文章里，后来岁数大了，如果想出文集的话，那么怎么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的矛盾，甚至有的是天翻地覆的矛盾。这里面其实有两种方法，在过去有一些文人会去少做，借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儿的形象，尽量删掉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而且季老不赞成这种做法。他认为这有点儿作伪的嫌疑。他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年轻是怎样，中年是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的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绝不应该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绝不应该任意删消，或者干脆抽调，而应该是完整地加以保留。

季老常说啊，在他的散文和杂文中，他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当时，他都是真诚的，后来赶到了，一点儿失望，他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他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地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他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季老认为像自己这样性格的人，是颇有一点自知之明的。离一个社会活动家，当然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他本来希望像他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求闻达，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又绝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绝不是不爱国，因为他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结果儿呢？阴差阳错，他成了现在的季羡林，文章不能不写，写序也推脱不掉。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会，也不得不开。事与愿违，陈根难断，自己垂垂老矣，改弦更张，只有俟住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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